春节为什么从发红包变外围赌球游戏成乐此不疲的“抢”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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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上班、年味还在。

“重庆晨报”2月6日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个刚上班不久的女生在300个微信群里“只抢不发”,从年前单位团拜会开始截止初七上班,竟然“抢”到了近2000元的红包。这则新闻的真实性暂且不论,微信群里“抢红包”的风气则恍然已经过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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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陪家人看春晚,边在有一定关系的手机微信群里发放一定数额一定个数的红包,抢到金额最大、手气最佳的那个人继续接龙往下发,应该说,这样的图景依旧是大多数人对于刚过去春节的不可或缺的一份生动记忆。

为什么人们会对“抢”、“发”红包乐此不疲?

就其溯源来说,微信红包脱胎于传统家庭中的实物红包。

更严格的来讲,“正宗”的“春节红包”只有一种形式,即家中幼辈向长辈“拜年”时长辈用红纸所包裹的“压岁钱”,属于中国人家庭内部一种单向的礼物流动。子孙向长辈拜年以显示“孝敬”的义务,长辈发放“红包”则展示“慈爱”的奖励。对于大部分中国人的童年来说,或许最欢乐最有成就感的回忆莫过于在一遍遍数完自己的压岁钱后沉沉的入睡,在梦里都会笑出声来。

同辈亲属甚至亲朋好友之间的“红包”则属于一种“礼尚往来”的双向礼物流动,具有交换性、具有对等性。但不管是“单向流动”还是“双向交换”形式的红包,其主要功能都是在维护大家庭核心血缘关系的整合,是一种家庭关系的再生产仪式。

事实上,即使微信群里的“抢红包”再如火如荼、再热闹非凡,非亲属甚至相对陌生关系的“抢”、“发”红包活动仍然不能代替亲缘关系间的“红包”功能。也就是说,年老的爷爷奶奶、年长的一辈或许也可以在线发红包,但这种红包依然是一种“以慈促孝”的性质,只不过不再以纸质的实物形式,而是在虚拟的空间进行而已。然而,同学好友同事以至一些业务工作群里的“抢红包”则无疑是一种社交关系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为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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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为例,在一个包括全国各地高校教师、一线记者的新闻业务微信群里,有一起开过会谋过面的好友,但更多是只是耳闻名字尚无得见真人的同仁,或许平日也很少互动,但在除夕夜的8点到12点的“抢红包”游戏中,大家忙碌一年借此机会放松身心,因而兴致浓厚、边抢红包边开玩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游戏中展示了自我的形象性格,在互动中加强了彼此的认知认识。

与文章一开头所提“只抢不发”红包的女生相比,这样一种“抢红包”不具有非抢到多少不可的功利目的,只是一种同仁同好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因为手气最佳、抢到红包最大的要再继续发出更大的红包出来。这样一来,越是手气最佳的那个人反而最后发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因而,这样一种“抢红包”俨然属于公益行为,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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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微信群中,由于既有台湾、香港、澳门高校的老师,又有旅居海外或留学国外的记者和同事,“抢红包”的价值所在就不仅仅止于社交互动的层级。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作为“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一次国族认同。

在这种互动中,没有意识形态的争吵冲突,没有对于问题的分歧争论,只有关于“抢红包”规则的一致维护,只有对于“红包”自身本能的默认。以此看来,“红包”显然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文化传统,“抢”红包则是作为中国人自我身份确认的一种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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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传统的春节“红包”只是熟人社会中亲属关系间的一种交往仪式,局限于亲缘关系范围、作用却很强大;微信春节红包则承袭了传统红包的形式,更倾向于相对陌生个体间的社交互动。

越强烈的社交互动欲望,就产生越多的“抢红包”活动。当不再有社交冲动,“抢红包”的行为就不复存在。然而,基于传播技术而产生的“抢红包”游戏虽然可以逐渐消失,但“红包”所包含所彰显的文化礼仪却会长久的流传,以一种更新的方式传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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